保定古城墙

一座城市的记忆

对话岁月，唯有静默。历史这本厚重的书，我们一页页慢慢翻开。在历史时间的长河里，保定古城墙历经沧桑与辉煌，见证着城市的风风雨雨。让我们走近古城墙，倾听每一块砖瓦的喃喃低语，用心灵感受每一处豁口深处的往事。

保定城的初建

      保定，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有着2300多年的建城史和1000多年的建都（州）史。北宋建立后，今保定北部一带是与辽国交界的边陲之地，由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建隆元年（960年）于清苑县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北伐失败后，为巩固北部边防，翌年令幽州行营都部署刘遇修筑保塞（今保定）、威虏（今徐水遂城）、静戎（今徐水）等城池。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改清苑县为保塞县，保塞军升为保州。淳化三年（992年），李继宣任保州知州时，保州城的营建工程始竣工，修筑了土城墙，营建了城内建筑，统一修建的营舍即达1500多处。开挖护城河，引一亩泉河水入护城河，不仅增强了城市的防御功能，而且方便了水运。由此，保州始具都市规模。

金贞祐元年（1213年），蒙古军攻占保州，全城被毁，徙州治于满城。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蒙古保州等处都元帅张柔将治所从满城迁徙保州，令副帅贾辅、计议官毛居节（名正卿）和苑德（清苑人）主持在废墟上进行规划，重建城池，城周11里，比宋金时的保州城有所扩展，当时土城的规模，为后世保定城奠定了基础，以后历代虽有重修，但基本格局未变。元代统一北方后，于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改保州为顺天路。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顺天路为保定路，“保定”之名自此始。

明代改保定路为保定府后，为增强城市的防御能力，建文四年（1402年），都督孟善在原城基础上加固，以砖石砌四门瓮城，增女儿墙垛口3710个。弘治五年（1492年）都指挥张溥再次对土城进行修复。隆庆年间（1567—1572年），从任知府贾淇、章时鸾相继改夯土城为砖包城。前后3任，历时5年而成，建筑形制宏伟，功能设计周密，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军事重城。全城周长4850步，计12里零330步，墙高3丈5尺，顶宽1丈5尺，底宽3丈5尺，城壕（护城河）宽3丈，深1丈5尺。

      墙基上铺以巨型条石，石下筑糯米浆合拌的石灰土（类似现在水泥），基槽既宽且深，并依地势高低露出地面三五尺不等。墙体用青砖包砌，中间用土层层夯实。城墙顶部每隔一步有一垛口，在垛口中间有射箭口，每个垛口下方都有排水口。城墙四角各建角楼一座，南城门门楼东边建有一亭式小楼名“魁星楼”，楼东侧有一小碑亭（保定解放后有碑无亭）。城周四面建4个城门，东门名“望瀛”、南门名“迎薰”、西门名“瞻岳”、北门名“拱极”。每门墙体之外各建有半圆形瓮城，正城门和瓮城门上都建有城楼。各城楼下均是拱型门洞，门洞宽约2丈，深约3丈5尺。各城门均有两扇用铁皮包的厚重木城门，门上有横竖排列有序的铁门钉。整个城周呈不规则方形，唯西城门以南向外呈弧形凸出约370多米，似靴头，往北又呈直线，似靴筒，城周形状似足靴，故素有“靴城”之称。

      断壁残垣古城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0月，英、法、德、意侵略军侵占保定，分别驻保四城门。次年（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当年8月四国联军撤离保定时烧毁四城门正楼、瓮城楼及角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为恭迎慈禧、光绪谒西陵来保，将永宁寺（即南大寺）改建为行宫，照原貌重修了南城门正楼，其它三城门正楼及四门瓮城楼均未重修，仅在东、西、北城门正楼的遗址处各建三大间带女儿墙的高大平房，形似一层城楼。

民国时期，城内西南隅建有历届政府监狱，为防止犯人越城墙逃跑，将其院内南邻城墙坍塌的一段重修，接茬反差现在还明显可见。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由北向南推进，国民党军利用城墙进行了保卫战，古城遭日军大炮和飞机轰炸，西北部城墙倾圮多处。

现在的古城墙，仅存南城墙一段，坐落在原环城南路西段，长545米。其中尚存有一矩形墩台，从动物园北侧城墙可见。这段遗存的古城墙虽短，却极具风貌特色，它见证了保定历史进程的漫长岁月，承载着保定城市发展的变迁，珍藏着保定人的记忆。

光阴荏苒说沧桑，栉风沐雨听流年。城墙周围车水马龙，不时有年轻的情侣、通电话的中年人、悠闲散步的老人从城墙下走过。城墙默默伫立，像一个老者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