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医药，很多人不约而同地会想到同仁堂。其实在几十年前，在石门（石家庄旧称）有一块由正定郭氏创办的几乎与同仁堂齐名的中医金字招牌——碧云堂。
今天我们要走近的就是郭氏第三代传承人，温病大家——郭可明。
郭可明
郭可明（1902-1968），字大德，正定县东仰陵村人，是我国著名中医温病学家。
承家学初涉杏林
学海无涯苦作舟
郭可明生于中医世家。最早在清咸丰年间，郭可明的祖父郭辰魁就在真定（即现在的正定县）东仰陵村开设门诊，以内科和妇科尤为专长；郭可明的父亲郭达谐除了继承中医内科疑难病症治疗之外，又对中医外科多有发挥，善用“蜀漆”治疗淋巴结核，名噪一时，十里八乡求医问药者颇多。郭可明是郭达谐的第四子，自幼聪明好学，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继承家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郭可明6岁入私塾，15岁正式开始跟随父亲学医。父亲对他的要求很严格，虽说是儿子，但也要和其他学徒一样从最基本的拿药开始，经过认药、拿药的锻炼，慢慢才能够帮助父亲调配丸药，这样的活儿一干就是好几年。他不怕吃苦，不分寒暑，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筛药认药，临床实习，勤恳工作；到了晚上点着油灯一边推着药捻子压药，一边借着昏暗的灯光念书学习，常常学习到深夜，天天如此，不敢懈怠。这种每天学习的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甚至过了花甲之年仍时常读书到很晚才休息。
在父亲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下，郭可明熟读许多部中医经典，尤其是中药的经典著作更是达到章章能够熟练背诵的程度。学医伊始郭可明最常念的书有《本草经》、《本草从新》、《本草纲目》等。他读书读得很细，在反复诵读中连边角的批文注释都不放过，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这就是在后来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用药确有独到之处，总有精妙之笔的原因。父亲不允许郭可明看任何与医学无关的“杂书”。小孩子难免淘气，有一次他借了些小伙伴的小说演义类的故事书来看，不小心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拿起书就要烧掉，郭可明苦苦哀求，说：这书是我借来的，以后再不敢了。父亲却毫不留情面，严厉的教训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次不让你记住难保以后还会再犯！最后还是把书都烧掉了。从此之后郭可明一心只读医书再不敢分心。
郭可明家教甚严，从小就被要求在接人待物、生活作风方面要谦虚恭让，自律谨慎。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陪客人坐着说话，郭可明就要规规矩矩立在一旁随时准备给客人斟茶倒水。出门在外必须按时赶回家，不能在外随意流连而耽误了学习的时间。一年冬天快到年关了，郭可明出去要账，人家热情挽留他吃晚饭，他执拗不过只好答应，结果耽误了回家的时间，等到家时发现家中大门紧闭，怎么叫也叫不开。原来父亲为了惩戒他故意关了大门，他只好在门口冻了一夜。
郭可明晚年曾回忆起少年的生活和学医的往事，他说：虽然我父亲是旧式的教育，古板而严厉，与现在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这也有好处，毕竟这让我从开始就走了正途，懂得学医的艰苦和做人的难处，无论当医生还是做人交朋友都有很多益处的。
自身的聪慧敏悟，刻苦求学加上父亲严格的教育，郭可明边学习边临床，进步很快。从15岁到20岁，他学习了大量的中医经典著作，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对多种疾病有了初步认识，郭家独有的用药诀窍和父亲的临床经验也已经掌握，在病人中慢慢有了一定的威信。郭可明20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只好一人支撑起父亲留下来的门诊，自此正式悬壶于杏林，开始了辉煌并富有传奇色彩的行医生涯。
全心全意为病患
医德医风树典范
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医生？是不是会看病就是好医生呢？
郭家祖传三条家训有明确的训诫：作为医生，不得嫌贫爱富，对穷苦患者要施舍药品；作为医生，不得贪图安逸，严冬降雪、风雨来袭之夜有求医者，多有疾病，不可怠慢；作为医生，不可对病患言己所爱之物，不得索要钱物。一百多年来，这三条戒律始终是郭家严守的家规，凡是行医者，无论天资颖钝，必先学三条戒律。熟记于心，心领神会，并要恪守终生。凡违背家训者，无论医术高低，亦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医生。在郭氏中医世家，看中的不仅仅是高超的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医德。为医者，必先树医德，先学会做人而后再行医。
郭可明一生谨守家训，在50多年行医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全心全意为病患着想，对病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的态度，树立了高尚的医德风尚，成为后世的典范。
郭可明曾经给他的孩子和徒弟们举过这样的例子：出门看病的时候，好比说假如有两种不同的车来接，一种是牛车，又笨又慢，另一种是“细车”，又轻巧又舒服，那一定要先问清楚是谁先来的，谁后到的。出诊的时候必须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看完一家再看一家。千万不能看着“细车”好，心里喜欢，就嫌弃牛车。看病嫌贫爱富是不道德的。
有时候，他到比较贫苦的人家出诊，看完病家属为了表示感谢总要给大夫煮一碗挂面卧鸡蛋。那时老家都是土炕，用柴火烧锅做饭，柴火灰经常会落在锅里的挂面上。郭可明从没嫌弃过不干净，而是欣然接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病人和家属都安心。
解放前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再加上连年的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乞丐特别多，郭可明经常给乞丐们舍药舍饭，从不厌烦。那时，很多乞丐都生臁腿疮，长期得不到救治，疮口破溃腐烂，脓水直流，看着恶心，尤其到了盛夏时节，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一股恶臭，路人见了都掩口捂鼻，赶紧躲开，避之惟恐不及。可是，就是这样的乞丐如果走到碧云堂门前，郭可明看到了都会主动把他们叫进来，亲自给他们把疮口清洗干净，再用祖传治臁疮的特效药膏涂上，包扎好；如果赶上吃饭的时间还要留他们在药铺吃饭。乞丐们临走的时候，很多都给郭可明下跪磕头，感谢郭大夫待他们如同再生父母一般。
郭可明行医，最看重的是药品的货真价实。其实，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必须选用地道药材，对药品质量要求很高，绝对不能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第二是说，用药要替病人着想，在疗效相近的情况下，能用便宜的药就绝不用贵重药，这样做是为了替病人节省金钱，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敢看病，看得起病。
郭可明有一位朋友，是一家瓷器店的老板，家里很富裕。有一年他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时常发作，非常痛苦害怕。为了看好冠心病，他跑过很多大医院，钱花了不少但心绞痛就是控制不住，最后他找到郭可明求助。郭可明问明情况后，对他说：“这病能治，但是你要好好吃药，按时服用，静心调养，会好起来的。”然后只开了一味药，并让药房给他磨成散剂，嘱咐他每日一包，饭后温水送下。这位老板去拿药时，药房告诉他每包药两分钱。他听了既不敢相信，又有点不情愿：“我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有治好的病，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啦？这能行吗？再说我这么大的老板吃这么便宜药，是不是太跌份了？传出去不让人家笑话吗？”但是转念一想：“这药既然是郭大夫开的，又是我来求的郭大夫，那还是试试吧。”结果吃了没有两个月，心绞痛就彻底消失了，又服用了一个多月，冠心病的其他表现也都大有好转。后来他把当时的想法讲给郭可明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通过这件事，这位朋友更加佩服郭可明的医术和人品。
郭可明看病很少开大方，一般一服药不超过8味，他说：“药味少不等于不治病，用药的关键在精而不在多。尽量不要增加病人的负担。药价低廉，也不等于不治病，便宜又能治大病，这才是医生的本事。”郭可明自己创立另外一个方子，叫“消水丹”，对于治疗肝硬化腹水有奇效。服药几天后，腹胀如鼓的病人也能很快把水消下去。很多病人慕名从很远的地方来求医，可等他们拿到药时才发现，就是这么神奇的“消水丹”才仅仅花费每天两角钱，还赶不上他们来时的路费。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石家庄联合中医院成立后，郭可明又接受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对病人更加热忱。郭可明每年都要到敬老院为老弱孤寡治病，从不收取过费用。在年过六旬时，他还带头下乡巡回医疗，为乡亲们送去高超的医术，解除他们的病痛。乡亲们听说郭大夫要来了，都争相来看病。郭可明一天就要承担近120人次的治疗任务，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往往是眼睛熬通红，人也累瘦了，但他却毫无怨言。
郭可明毕生的心血都用在中医事业上。他想的是病人，琢磨的是治疗救人的方法，连平时聊天都是在谈论某种疑难病症该怎么诊治。
郭可明医生行医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徳操，不求名利，不受诱惑，心中只有病人，他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大医精诚”的诺言。郭可明的高尚医德医风感动过无数的病人和家属，他的超凡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值得后世子孙永远学习。
石膏大王治乙脑
降伏瘟神立大德
河北省滹沱河流域，历年水灾严重。1954年刚刚入夏，石家庄就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大暴雨接连下了整整7天7夜，致使石家庄石宁堤决口和河流水位猛涨。6月11日，石宁堤决口，洪水奔涌而来，迅速淹没了这个城市。当时石家庄的平均水深有1米多，城里的许多道路、房屋、工厂、学校，都被浸泡在水中，而大桥街、民族街和南马路一带是石家庄地势最低的地区，这里的洪水量深达到一人多高。石家庄几乎家家户户都受灾，形式非常严峻。
半个多月洪水退去后，蚊子滋生，各种传染病传播蔓延开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终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爆发了。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最早是1953年由日本的科学家最早发现的。乙脑病情往往比较急重，病人出现持续39摄氏度以上高烧不退，剧烈头疼不止，紧接着神志不清，出现抽搐，如果再不能控制就会陷入昏迷，危及生命。也有些病人虽然没有死，可是却留下了后遗症，变得呆呆傻傻，甚至丧失生活能力。
1954年的乙脑来势汹涌，患者死亡率极高，达到了50％，它给人民的生命造成了很大威胁。
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医务力量全力以赴应对乙脑。当时的卫生局局长袁以群召集以郭可明为首的7位石家庄著名老中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投入乙脑的临床治疗工作。面对疯狂的乙脑病毒，面对被病毒痛苦折磨的病人及家属，面对领导深切期望的眼神，郭可明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一场抗击乙脑的战役即将打响。
可以说，在当时乙脑治疗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中国也并没有成熟的中医治疗乙脑的方药，只有山东济南市有过用安宫牛黄丸治疗这个方案，那该怎么办呢？难道要对这个疯狂的病毒缴械投降吗？当然不会！郭可明查阅了几乎所有的中医典籍及相关资料，中国的，外国的，从明清朝医案，到宋金的经典，然后又回过头来研究祖传的方剂，在根据临床观察的病情仔细研究分析，静下心来冥思苦想。
通过研究和分析，郭可明对乙脑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他确信来势汹汹的乙脑，其病疾就是外感毒邪，属病与瘟疫并至，燥热伤阴，所以要制伏乙脑，必须采用“清热、解毒、养阴”的方法。这个观点六个字，是郭可明的技术和观念的创新，后来被归入国家治疗乙型脑炎的医药经典和教科书，直至现在还被称为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三原则。
病因病机搞清楚，治疗方案也就出来了。郭可明擅长治疗多种疑难病症，尤其擅长治疗温热病，使用生石膏堪称一绝，人送绰号“石膏大王”，所以他提出了以“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石膏的治疗方案。另外还要根据病人的体质和病况适度调整药剂，进行辩证加减。这个方案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治愈率达到了100％。石家庄经郭可明治疗的确诊病例34人，无一人死亡，且均没有后遗症。这创造了当时治疗乙脑的奇迹！
救治乙脑患者期间，郭可明和其他专家一道吃住自爱病房，昼夜守护在病人身旁，时年52岁的老专家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抢救急重患者他都跑在前面，病情危急的时候一个病人一天要开三次方子，并且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不同病情分别开具的处方，还要亲自指导病人服药。
在1955年的乙脑流行季节，治愈率也达到了90％以上。连续两年都有这样突出的治疗效果，不但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医学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石家庄市卫局把传染病医院中治疗小组的成绩上报到卫生部，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注视。卫生部连续两次派工作组进驻石家庄传染病医院，考察中医治疗乙脑的真实过程和效果。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格考察，卫生部工作组给予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中医治疗小组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他们治疗乙脑的临床经验。后来天津、沈阳、长沙、西安、上海等大城市使用石家庄治疗经验，在当地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救治苏联专家
接受主席接见
1955年，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不幸罹患乙脑，病倒在北京。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邀请郭可明来给苏联专家治病，并委派卫生部中医司魏龙骧及西医专家林兆耆共同参与治疗。
郭可明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往北京，到了北京马上去看患者，不敢有丝毫懈怠。当时患者高热昏迷，痰声漉漉，昏不识人。郭可明以人参白虎汤、安宫牛黄丸、至宝丹加减为主方，连续治疗7天，患者逐渐清醒，可以自主进食，并能够坐起身跟医生打招呼，用俄语问候“你好！”“谢谢！”“再见！”李德全部长接到治疗效果汇报后非常高兴，她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并称赞说：“中医不但治疗乙脑有效，对乙脑的后遗症治疗同样有效！”
当时恰逢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郭可明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1956年2月5日，大会安排部分代表到中南海怀仁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6年2月郭可明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当晚7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入会堂，会议代表们都激动地起立鼓掌。当毛主席走到郭可明面前时，李德全部长向主席介绍说：“这位就是石家庄的郭可明大夫，苏联专家的乙脑就是郭大夫治好的。”毛主席亲切地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不起啊，了不起”。郭可明也激动地握着主席的手说：“这都是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1955年12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上，卫生部颁发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部级甲等奖，这个奖授予以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中医乙脑治疗小组，授予奖旗、镜匾和奖金1万元。在奖旗上写着：“赠给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中西医合作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的辉煌成就。”《人民画报》上刊登了郭可明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乙脑的事迹和经验，向海外进行宣传；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还就此题材专门拍摄了电影记录片。
时至今日，白虎汤加减方治疗乙型脑炎，已经显得很平常了，任何医院的中医几乎都能开出这个方子。但在当时无人知晓乙型脑炎如何治疗，没有办法的时候，郭可明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拿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的果敢来自于扎实的基本功，来自于他的求实风格，更来自于他的勇于创新奉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