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9日，“在花园——邓国源当代艺术展”在广州53美术馆举办装置艺术专场。“在花园”是邓国源首次国内大型巡展，本次广州站展出了邓国源装置与水墨作品，这也是他近十年艺术创作的集中呈现。此次展出的花园意象是邓国源艺术思想和美学创造的集中体现，在持续逾10年“花园”系列作品中，邓国源使用的媒材从水墨、油画到大型综合装置。展览将持续至3月10日。

　　值得一提的是，邓国源同时为天津美院院长，在业界有“最有实验精神的院长”之誉，在国内八大美院中，是少有的从事实验艺术出身的学院领导。邓国源从86年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执教天津美院，在12年前创立了天津美院的现代艺术学院，现更名为实验艺术学院，是迄今为止全国八大美院中最早把实验艺术作为教学核心内容的一个分院。

　　近年来，实验艺术从在野状态走向庙堂，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官方美术“殿堂”已然成为趋势。在2014年的全国美展上，首次开设实验艺术展区。被认为是美术保守立场代名词的学院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却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品，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是最早从西方引进当代艺术双年展机制的人之一。

　　新媒体时代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带来了新命题，学院内部已经认识到艺术教育模式和方法的有限性、当代艺术创作局限性。邓国源认为，八大美院乃至全国的美术教育基本上雷同，所以各个学校之间只是大小的区别。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访问时，邓国源表示，新媒体和当代艺术的教育要做大做强，是天津美院未来与其他美院有所区别的重要方向。

　　羊城晚报：在一般的印象中，八大美院是保守的代名词。你如何看待美术学院与先锋艺术的关系？

　　邓国源：为什么我们今天认为这是保守的，因为这是当年徐悲鸿先生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进入的是当年最保守的工作室，它保留着19世纪的艺术风格，是当时唯一一个还从事写实主义的地方。而事实上当年的巴黎已经被野兽派等前卫艺术流派所包围。由此，当徐先生回国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建设，他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他所熟悉的艺术教育模式，培育了大量学生，深远地影响着今天的美术体系。

　　与此同时，苏联的现实主义传统进入中国。这套写实主义体系对当时的社会建设产生了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把保守的因子留在了美术学院体系中。即便到了今天，我们的观众对于艺术的观看，也被整套思维方式所影响。当面对一件作品，首先看自己能不能看懂，如果画的是熟悉的现实事物，才算看懂了，才会接受。

　　羊城晚报：而回过头看，美术学院内部往往却是孕育中国先锋艺术、实验艺术的地方，比如人们熟知的85新潮。

　　邓国源：改革开放后，我们出国留学，发现国外的美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今天仍在强调造型能力，学生们画画都画得很好，画得很像真实，但这样也可能把画家必需的敏感丢掉了，所以我们难以产生伟大的画家。在大批的学生中，也有一些聪明的人在大量拷贝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线索和敏感，由此脱颖而出。

　　羊城晚报：全国美展已经开设了实验艺术展区。美术学院在实验艺术领域能起到什么作用？

　　邓国源：这个话题和我们天津美院有关系。我们的传承是从中央美院来的。我们建校晚，没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它们那样深厚的学术传承。和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有非常近的学缘关系和血缘传承，在传统专业方面我们没有话语权。

　　而在当代艺术领域，全世界的起步是相对同步的。我们把欧洲美术学院中的实验艺术教育借鉴过来。国际间可资借鉴的名校有很多，它们都各具特色，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是以培养当代艺术家为重点的著名美术学院、英国的圣马丁艺术学院是以培养服装设计师而著名的艺术设计学院、法国的亚维农美术学院是以艺术品修复闻名全球，因此当代艺术教育的特征便是如此。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全国几乎走在最前沿。我认为，这也能带动传统专业的教学改革。

　　羊城晚报：今天八大美院仍然被认为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美术院校，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强调艺术的地域性还有没有必要？

　　邓国源：地域性可能有争议，但我认为美术学院的发展应该具有各自的个性，分别在一定的领域各有所长，但我们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中国的美术教育是以几大美院为首，几大艺术学院和综合大学的艺术学院构成的庞大体系。在学科布局、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评价认知标准等方面基本是雷同的。学院与学院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只有大小的不同、设立早晚的区别。

　　美术专业的盲目开设和扩大招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延缓了就业，但因此破坏了美术教育的生态，稀释了优质的教学资源，反而加大了就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