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市场不靠身份——做强国有文化企业的关键

作者：李媛媛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对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同时要求：“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企业。”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换挡期，文化产业发展从初级阶段向产业成熟期转型。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文化产业形态初具雏形，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障碍。就国有文化企业自身来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国有文化企业需要改革之处

一是改革的浅表化，手段混同于目的，过程轰轰烈烈，为了改革而改革，内部运行机制不科学，产权不明晰、权责不对等，最终落入“翻牌化”的窠臼。同时，集团化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行政力量达到规模聚合，也使企业依靠体制优势和垄断资源，缺乏激励机制和竞争意识，观念滞后、安于现状、经营不善、大而不强。

二是割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联系。部分国有文化企业集团行政化倾向明显，未能及时转变思路，用事业思维做产业，出现“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现象，产生大量无效产能，产品无法进入文化消费市场。

三是忙于资本运作，上市圈钱，以资产增值为目标，结果产业做大了，主业却丢了。须知资本运作并不能自发地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高价值品牌，缺少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思路，企业的发展必然不可持续。

四是忽视社会效益，价值尺度悬置，追求吸引眼球，过分强调娱乐性，导致低水平、低品位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真正严肃的、艺术品位高的产品被冷落，劣币驱逐良币，极大破坏了产业生态。甚至出现某些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不惜歪曲事实，误导舆论，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是当前文化产业运行的基本环境，国有文化企业作为“国家队”，承担引导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然而，其基本体制属性是企业，必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如何理顺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重新勘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创新文化管理方式，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成为下一步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关键问题。

二、改革的关键路径

今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刚刚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时隔3天，《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新的社会形势下，适应新常态的社会发展现状，文化建设应把握一个基本目标，即通过市场向社会输送内容高尚、品味高雅的文化产品，其重心在于推动文化繁荣。

关键在于，如何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监管和引导，既不影响文化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发展活力，又能保证正确的价值导向，使之真正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仅仅依靠文化企业的行业自律和文化创作者的个体道德自律，显然不足以形成长效机制。不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所谓“社会效益优先”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意见》将政策重点落实到“优化两个效益相统一的环境条件”，找准了问题的重点。国有文化企业发展，需要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来说，一靠政策，二靠法律，即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杠杆，通过法律形成硬性约束。就内部环境来说，国有企业自身的机制建设必不可少，既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进行内容生产和产业运作，又能契合市场要求，让消费者喜闻乐见，通过文化精品传递正能量、发挥价值引领功能，最终形成导向明确，机制灵活的文化发展环境。

首先要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从理论上说，经济效益解决生存问题，社会效益解决发展问题，但二者并非对立的关系，并不一定发生冲突和矛盾。社会效益不是由领导决定、不是由评奖验证，而是通过市场的传播来实现的。就产业发展来说，如果产品质量不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没有创造经济效益，也就意味着无法产生社会效益。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文化逻辑、市场逻辑、价值逻辑三者是统一的。

政府文化管理模式也需要创新。在政府对文化的管理过程中，或多头负责，一哄而上；或监管不力，缺位与越位并存。例如，目前，我国对文化产品的内容管理主要是事先审查、事后惩罚，重点在前期审查环节，而事后的监管则存在随机性，容易产生漏洞。由于文化立法的滞后，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往往通过临时发文、内部通知、突击检查等运动战方式予以惩治，缺乏科学有效的长效机制。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应由内部行政管理转为外部的依法行政，其中的关键在于管理上的有理有据，有章可循，审查通过和不通过的标准清晰，尺度透明。由此，促使文化生产者树立明确的红线意识，将外部约束转化为企业内部自发的对价值导向的重视和追求，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价值自律。

行政推动力与企业的内驱力也要相结合，内外配套、联动共赢。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党和政府在税收、投融资方面对国企给予大量政策倾斜，客观上为国企成长争取时间，但平等竞争是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如政策供给不能及时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则有可能对企业创新思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机制、提升发展质量的动力构成消解。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不是用“国有”的身份说话，而是靠打动观众的产品占有市场。从政府角度看，将有效监管和市场培育结合起来，做到管得住、放得开，通过制度供给形成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宽松的体制空间，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这是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保障。

还需要打破藩篱，建立健康、有序、繁荣的市场环境。近十年的文化企业集团都是在地域内的企业合并而成，区域之间的壁垒森严，资源无法整合；宣传部门、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文化管理部门仍然各管一摊，行业之间无法协作，造成了对文化市场的分隔。同时，国有文化企业受到的约束较多，有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有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还有财政和人事部门等等，婆婆很多，容易自缚手脚，制约发展。这些都构成了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障碍，迫切需要克服路径依赖，打破条块分割的地区和行业阻隔和部门利益，形成一个面向市场的文化管理格局、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否则，文化体制改革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总体来说，《意见》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造成的低俗化、娱乐化倾向的纠偏，但这并非意味着不要市场，不要市场规则，纵观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在较高层次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统一的。过分注重经济利益，遵从逐利本能带来的资产膨胀，以及片面强调政治属性，而忽视其产业性质，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增强“阵地意识”，争取阵地，既要靠拓展文化传播的渠道，也要靠优质内容的文化产品。今天中国的文化发展，尤其需要提高文化产品的价值内涵，实现以文化繁荣为前提的社会效益。